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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速递!94个子女的“父亲”:生育医生克莱恩的秘密

来源: 腾讯网 时间: 2022-06-27 05:41:01

唐纳德·克莱恩(资料图/图)

2022年5月,Netflix播出纪录片《我们的父亲》,讲述了一个惊人的故事。多年前,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一位名叫唐纳德·克莱恩的生育专科医生,在求助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的精子为她们人工授精,生下了至少94个子女。

1979年,唐纳德·克莱恩的诊所开业。目前被发现的子女,大多出生于1979年到1986年之间。当时,克莱恩告诉那些向他寻求帮助的不孕家庭,他会使用丈夫或捐赠者的精子。后者大多是医学生,年轻、聪明,“好心的”克莱恩还会找长相和丈夫更接近的捐赠者,且同一个人的精子不会使用超过三次。


【资料图】

克莱恩的秘密无人知晓,直到在线DNA测试的出现,人们才知当年的一切是惊天的谎言——在许多案例中,克莱恩使用的精液都是他自己的。这意味着,他在未经这些女性同意的情况下,让她们生下了克莱恩的孩子。

94个兄弟姐妹中的大部分人,集中在印第安纳州,住在方圆40公里以内,不少人的住处距离克莱恩只有几分钟路程。人们可能是同父异母的血缘关系,却毫不知情。这带来近亲结合的隐患。事情被揭露后,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的孩子怎么办?甚至有人告诉女儿,当你开始约会时,一定要小心,“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个人是谁”。

所有人都想知道,克莱恩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是为了保证生育诊所的生意,为了性,还是有更不可告人的阴谋?从伦理的角度说,这件事与人类的道德情感相悖,法律又是否会给予他严惩?令人意外的是,纪录片的结尾,当这件事进入法律诉讼程序,人们并没有得到期待已久的结果,他近乎脱罪了。

DNA的礼物

雅各芭·巴拉德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她金发碧眼,白人长相,家里的其他人却是黑头发,黑眼睛,橄榄色皮肤。十岁那年,母亲告诉了她真相。1979年,因为多年不孕,她去克莱恩的诊所做了人工授精手术。克莱恩说,他会找医学生来捐精。

2014年,雅各芭33岁时,开始寻找和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她从小渴望血缘至亲,因为克莱恩当年对母亲说,同一位捐精者的精子不会超过三次使用,她猜想,自己可能有一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为了寻找捐精者的线索,她曾打电话到克莱恩的办公室,正好是他接的,他很直截了当,说当年的病历已经销毁了,自己没有更多信息,祝她好运。

据《大西洋月刊》报道,雅各芭随后注册了一个面向被收养者和捐赠受孕儿童的网站,很快遇到一位女性,她的妈妈也接受过克莱恩的治疗。雅各芭在Facebook上找到了她,看到照片时惊呼,“天啊,这是我的妹妹。”

这位女性还认识另一个人,她的母亲也找克莱恩实施生殖辅助,她还有一个妹妹。这四个人决定做23 and Me测试。这家位于加州的基因技术公司,推出了一款时下流行的在线DNA测试产品。人们只需线上下单产品,邮寄唾液样本,就能获取一份基因报告。

DNA结果证实,她们的确是同父异母的姐妹,网站上还有4个匹配,使得同父异母兄弟姐妹的数量达到了8个。雅各芭非常兴奋,但也有一层担忧。

她和其他七人的父系匹配中,都有一位叫西尔维娅的远房表姐。她在23 and Me上给西尔维娅发信息,询问她家谱里都有哪些姓氏。一长串名字中,有一个斯温福德,是唐纳德·克莱恩母亲的姓氏。雅各芭心里闪过一种可能性。

“有没有可能,你家里有姓克莱恩的人?”

“是的,我都忘了,我的表弟唐纳德。他是一名医生。”

“当时,我的胃里一阵难受,我觉得一阵恶心。”雅各芭说。

雅各芭的母亲和其他人走进生育诊所的年代,对很多家庭来说,不孕症是种难以言说的羞耻。一位接受过克莱恩人工授精的女性说,她太渴望一个孩子了。每当女性朋友打电话说怀孕了,她都很情绪化。好几次挂断电话,她就哭了起来。

现代生殖医学技术的发展,则是一种福音。1953年,美国冷冻精子技术先驱杰罗姆·K·谢尔曼报告了第一例人类冷冻精子受孕成功。据外媒报道,1979年,当唐纳德·克莱恩开设诊所时,不孕症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医学专业。

那时还没有大型精子库,也没有根据眼睛、颜色或爱好来选择捐献者的目录。医生通常是在医学实习生中寻找捐献者,医学生几乎都是男性。他们作为捐精者的优势是,在医院随时可以找到,并且有成功年轻人的名声。

发现DNA结果的异样后,雅各芭和克莱恩的儿子约在教堂见面。他说,自己和父亲谈过了。克莱恩承认,自己的确是雅各芭等人的生父,但他只有在找不到捐精者的时候,才会使用自己精子。至于这样生下来的孩子的数量,绝对不会超过10人。

在克莱恩的儿子帮助下,雅各芭和其他6个同胞,在餐馆和克莱恩见了面。

他已快七十岁,拄着拐杖走进来,裤子后口袋显示一把枪的轮廓。他没有流露任何感情,简单做了自我介绍后,克莱恩绕桌子走了一圈,询问每个人的名字、年龄、住址和职业。雅各芭觉得他们在被评判,“让我看看我的哪个孩子最成功”。

克莱恩说,他之所以会用自己的精子,是想帮助那些母亲,她们太想要孩子了。他还说,这样生下来的孩子不会超过15个。

那时,DNA测试经常作为节日的善意礼物,在亲友间赠送。每逢节日之后,新的兄弟姐妹便一波接一波地出现,14个、48个、53个......克莱恩的说法很快被证明是谎言。

“就当无用之物扔掉了吗?”

他人眼中的克莱恩医生,是社区教会的长老,公认的慈善家。但他也有强势的一面,人们从未见过他怀疑自己做的任何事——一位女同事说,他总是贬低她对儿童的了解,认为自己懂得更多,即使她是神经生物学博士,儿童医疗领域是她的专业。

1981年,利兹·怀特来到克莱恩的诊所。此前,她和丈夫尝试怀孕两年半,试过冷冻精子没有成功,医生便推荐她找克莱恩,他使用新鲜精子,在当时成功率更高。五个月里,克莱恩给利兹做了15次人工授精。

无论周末还是工作日,中午还是晚上,每次利兹去看诊,办公室都只有克莱恩,在检查室,他把门关上,她脱掉衣服,脚抬在腿托上,克莱恩坐在她的双腿之间,用一种“长长的,看起来像针一样”的注射器,将精液样本注入她的体内。

利兹是一位临床社会工作者,她想到自己穿着病号服在治疗床上等待时,克莱恩也许正在隔壁的办公室手淫。她用临床语言描述了这种想法:“男人射精后的大脑——有大量的多巴胺、大量的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所有这些都是情绪增强剂,能给他们带来美妙的感觉。”她继续说,“(但)我们是来做医疗程序的。”

“我只是为我妈妈感到难过,我是说.....她当时,你懂的,只是一个想要组建家庭的年轻女性,就像其他人一样,那是一个病人,把自己放在那种位置,以求能够怀孕。”利兹的儿子马修说。马修,意为上帝的礼物,是儿子出生后利兹为他起的名字。

当他们驱车行驶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第86街——克莱恩的办公室旧址时,母亲有时指着一座建筑说:“我就是在那里怀上你的。”她认为这是一个快乐的地方。马修的DNA检测结果出来后,利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被强奸了15次,而我自己都不知道。”

1987年,美国一项全国生育医生调查发现,2%的人在患者身上使用过自己的精子。说明这种情况并非常态。但是,该调查并没有询问这些女士,是否知道医生就是精子提供者。

2019年,《大西洋月刊》发表克莱恩事件的特稿《生育医生的秘密》,记者采访了认识克莱恩的印第安纳州生育专家罗伯特·科尔弗,“我们所有人都震惊了。”科尔弗自1980年代开始行医,这样的骗局怎么会出自一个医生,他很难回答,但他指出,在当时,获取精子是一个更加繁琐和对时间敏感的过程。

克莱恩要在一小时内授精,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样本的生存能力。这意味着,需要协调捐精者的日程和患者每个月只有几天的排卵期,而克莱恩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顶级生育医生,他有很多病人。根据已知最小子女的出生日期,克莱恩在1980年代末不再使用自己的精子——在当时,精子库已变得普遍,新鲜精子的使用几乎消失了。

这一背景为克莱恩和他的拥趸开脱罪责提供解释——在找不到捐精者时,他只能这么做,不让那些求子家庭失望。这让人们更加愤怒,说明他更在意诊所的生意,而不是病人的健康。如果他认为这没有问题,又为什么欺骗病人?这也很难解释,为何在丈夫没有生育障碍的案例中,克莱恩同样使用了自己的精液。

朱莉是被发现的第14号同胞。多年来,父母一直以为,女儿是爱的结晶。得知真相后,这个家坍塌了,“他毁了我的一切”,朱莉父亲说。朱莉很想知道,克莱恩是如何处理她养父精液的,“就当无用之物扔掉了吗?”

每个子女都经历了身份危机。他们首先得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有人不敢照镜子,看到就会想,头发和眼睛,是遗传自谁。有人怀疑自己是某种病态实验的产物。还有人想,自己继承了一个男人的DNA,这个男人会对病人撒谎,滥用作为医生的职权,这种黑暗面也在自己体内吗?

现在,许多国家的捐精程序中,都有基因筛查一项,避免出现遗传问题。雅各芭和同胞们却多患有免疫缺陷疾病。有人流产后得知有凝血障碍,有人患有消化系统和结肠疾病,他们的母系亲属则没有类似问题。

“法律没有适用罪名”

克莱恩为什么这么做——是为了性、金钱、职业权威、科学实验,还是宗教目的,人们无从得知。调查过程中,雅各芭将一种可能性指向“箭袋组织”。所谓“箭袋”是说,孩子是上帝的战士,他们像箭一样被射向世界,成为上帝的使者。这本质上是一种邪教,目的是让男人和女人创造更多孩子。

雅各芭母亲怀孕的那个年代,“箭袋”理论的目标,是生出更多白种人。“如果你看到那面婴儿照片墙,那上面都是白种人的婴儿,这太疯狂了。每次有匹配的DNA结果,就像在说:‘是啊,看上去就像克莱因家的儿子’‘看上去就像克莱因家的女儿’。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金色头发,蓝色眼睛,我不想这么说,因为听起来太......但我们就像完美的雅利安部落。”

克莱恩的办公室装裱着他最喜欢的一句经文,《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使你在母腹中成形以前,我已晓得你。”第一次见面,他将写有这句话的纸条递给雅各芭。他的办公室墙上,装饰着他帮助生育的婴儿照片,一个平凡的细节,如今回想却令人不安。“很明显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清楚地知道,他在对我们做什么。”雅各芭说。

克莱恩的真实动机至今仍是个谜,通过法律追究其刑事责任,也面临重重困难。2015年,雅各芭和几位兄弟姐妹在当地电视台FOX59记者安吉拉·加诺特的帮助下,向印第安纳州检察长办公室投诉克莱恩的生育欺诈行为,但诉讼程序一度难以推进。

在当时,无论联邦法律还是州法律,都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医生用自己的精子给求助者实施人工授精。针对他的行为,没有适用的罪名。

本案的检察官蒂姆·德莱尼(Tim DeLaney)在纪录片中讲述了这种矛盾。“我不否认这是性侵犯,但从法律角度来说,这不是性侵犯。‘我觉得我妈妈被强奸了’,是一种正当的人类情感陈述,但是……‘克莱因医生强奸了’,是一种不真实的法律主张,我不会写在纸面上,也不会签名。”

除了对医生的行为缺乏适当的法律定性和惩罚,在一些类似案件中,检察官不愿意介入,是因为他们担心起诉医生,是在给生命价值下定义——会给这些因生育欺诈孕育的孩子,贴上“受损”的标签,并对一个生命相对于另一个生命的价值做出含蓄的判断。

检察官最终找到的突破口是,克莱恩曾收到司法部长通知他接受调查的信件,并至少两次书面回复,他从未使用过自己的精子。这意味着,他对司法部门做出了虚假证供。2016年,克莱恩被控两项妨碍司法公正的重罪,但刑事诉讼的受害者是州政府,而非这些病人和子女。

调查人员带着DNA搜查令出现在克莱恩家,擦拭了他的嘴,亲子鉴定结果显示,他就是雅各芭等人的生父,证明他曾向调查人员发表虚假声明。

最终,克莱恩被罚款500美元,缓刑一年,吊销行医执照,但他2009年就退休了,这使得法律对他的惩罚实际上微乎其微。如果没有回复司法部长的信——他没有义务这么做——甚至可能完全逃脱。

德莱尼认为,这来之不易的突破口,是克莱恩长期以来的上位者思维造成的。当他被司法部长通知配合调查,“(他的态度)基本上是说,‘我是医生,这些人在撒谎,他们诽谤了我。’这不是一个害怕无助的人的反应。这是一个惯于强势的人的反应。"

2019年,克莱恩欺诈事件的受害家庭成功促使印第安纳州通过立法。该州州长签署了一项生育欺诈法案,生育医生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的精子是非法的,以“保护个人和夫妇免受生育欺诈和欺骗”。

据FOX59报道,尽管2019年通过的这项法规弥补了惩罚这类罪行的缺失,但他的行为是在立法之前犯下的,因此很可能不会被指控。目前,克莱恩医生已支付了135万美金,用于事件相关的民事和解。

另外44名医生

因为居家DNA自测的消费行为,更多医生被发现使用过自己的精子为患者授精。《我们的父亲》片中指出,至今又另外发现了44名医生曾这样做。在康涅狄格州、弗吉尼亚州、爱达荷州、佛蒙特州和加拿大,都出现了类似案例。

一个99美元的邮寄DNA试剂盒,让一代人50年前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2019年3月,一名匿名的加州医生被人起诉,他被指于1987年未经同意向病人私自授精;同样在2019年,科罗拉多州的保罗·琼斯博士被起诉,称他“秘密地用自己的精子使一名妇女怀孕,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生下两个女儿”,此后,还有6个家庭对琼斯博士提起诉讼。

2020年9月,加州生育医生迈克尔·基肯被起诉。他在1979年,向求助者声称精子捐献者是基督教徒,长得像她的丈夫,是挪威人、爱尔兰人和英国人的混血。然而,出生的孩子是半个德系犹太人,半个爱尔兰人和法国人,并且是泰-萨克斯病携带者。

一年后,这名女士再次找到基肯医生,想怀第二个孩子,还得到承诺,将继续沿用第一个孩子的捐精者。几十年后,DNA测试结果显示,他们俩确实是同一个精子提供者的孩子——基肯医生本人。

2020年,HBO纪录片《宝贝上帝》(Baby God)也讲述了类似的事件。内华达州生育专家昆西·福捷博士,曾是著名的医学权威,在被发现用自己的精子为求助者授精后,逃脱了法律惩罚。2006年,他93岁去世,这些行为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据《爱荷华州法律评论》统计,截至2021年,美国只有4个州惩罚医生在没有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将自己的精子植入需求者体内。这意味着,对于其他46个州来说,“对犯罪行为的惩罚留给了每个州医生管理的医学委员会”。

另外,类似生育欺诈案件大多发生在几十年前。因为诉讼时效限制,“截至2020年9月1日,没有一名将自己的精子注入不知情者体内的医生被定罪”。

幸运的是,今天在许多国家,精子库的管理已相对成熟完备。辅助生殖程序中,精液经常被彻底检查、隔离和测试,医生非法授精已不太可能发生。但回到克莱恩的故事本身,对于这94个人来说,悲剧已经造成,生命伦理仍是余生要打量的课题。

检察官蒂姆·德莱尼对《大西洋月刊》说,他仍时常想起这个案子。“这是迄今为止我遇到的所有案例中,最有哲学意义的一个。”克莱恩违背了他的患者的信任,但他是否也对他们的孩子有错?如果不是克莱恩的欺骗,他们就不会存在。

38岁教师凯琳·戈特告诉妈妈克莱恩是她的生父时,她们正在车里。妈妈回应:“嗯,很好。”“如果要选谁,我很高兴是他。”妈妈后来谈到,她在墙上看到克莱恩孩子的照片,他们是多么的漂亮,多么的聪明。她想要那样的孩子。

一个化名叫泰勒的男人,是华盛顿特区的建筑经理。当他告诉母亲,克莱恩没有用她丈夫的精子,而是用了他自己的,母亲并没有对克莱恩生气,而是对被发现感到愤怒。她让泰勒发誓永远不告诉他爸爸。“你和我要把它带进坟墓。”泰勒现在想知道,她是否一直知道精子并不来自丈夫,即使她不知道提供者就是克莱恩。他还没有和爸爸谈过这件事。

纪录片的结尾,阿里森·克莱默的故事,将伦理悖论推向极致。多年前,因为克莱恩的手术,她和双胞胎妹妹出生。婴儿时期,克莱恩和妻子来家拜访,抱着她照相。得知真相后,母亲反胃恶心。克莱默觉得需要保护父亲,不让更多人知道。

故事的另一面是,克莱恩也是阿里森·克莱默的妇科医师。两年内,他给她做过涂片检查、乳房检查。“我认为,任何一个成年女性,都不希望一个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异性,以那种方式接触自己。”她当时并不知情,但克莱恩是知道的。

雅各芭和她的同胞们结成了一个紧密的集体。他们有时会聚餐,讨论对策,分享困惑。看起来,和任何普通家庭没有不同。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 实习生 王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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