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真能实现“跳龙门”吗？｜《我的二本学生》连载-全球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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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阡陌的述说”继续连载文学作品！

本期连载的是《我的二本学生》

作者：黄灯

“看见他们”

“看见更多的年轻人”

梁鸿 贾樟柯 韩少功

— 特别推荐 —

“哪怕二本院校的孩子”

“还是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

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

从某种程度而言

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  普通年轻人的状况

他们的命运勾画出  中国年轻群体

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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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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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对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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阡陌的诉说

1

忍不住和我大学同学 / 进行对比

从2006年9月16日算起，我已见证062111班整整十二年，班主任的身份，早已成为我丈量自身职业生涯的标尺。

2006年到2018年，恰恰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快、分化最明显的十年，在梳理学生命运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和我大学的同学进行对比。

我得承认，尽管从就业结果而言，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但若从更为细部的肌理进入，诸如培养目标、培养形式、就业观念等维度，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

毫无疑问，我的大学时代和学生的大学时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图景，分属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主导的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与资源主导的高等教育，两者差异的原因，显然来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市场经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姿势，快速登陆中国大学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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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把人变成 / 资本化的一个要素

不能否认，我的大学时光，依旧弥漫着计划经济时期理想主义的余晖，而对062111班及他的同代人而言，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大学时光，则更多充斥着市场经济所致的功利、现实、竞争和机遇。

作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两个阶段的亲历者，联系自己做学生的经验和教学生的过程，我能明显感到中国大学教育目标的变化。我的大学时代，教育目标指向的是为集体（祖国或社会）培养“人才”，而到我的学生，却变成了培养成为找到工作的就业主体，以温铁军老师的话，就是“把人变成资本化的一个要素”。

伴随培养目标变化的，是身份指认的区别，我的大学时代，哪怕只是一个中专生、专科生，也被视为“天之骄子”，对农村的孩子而言，考上大学常常被视为“跳龙门”，并被国家从人事关系上认定为“干部”；而对062111班的学生而言，进入广东F学院这样的二本院校，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精神上的荣耀感，从进入校门开始，还没来得及感受高中老师曾描绘的美妙大学时光，就被辅导员告知就业的压力。

他们毕业时，更多人拿到的只是一份“劳务派遣”，可以说，刚刚卸下高考的重负，就绷上了找工作的弦，整个大学过程，不过教育产业化后被学校锻造为专业“流水线”上的一个规整产品，并被冠以“人力资源”的工具化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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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无论国家顶尖的北京大学，还是地方上的岳阳大学，在培养学生上，都首先立足将大学生还原到一个完整的人，注重学生的整体素养和长远发展，学生既不会被就业绑架，也不会盲目地受制于一些所谓的就业技能，而忽略掉更为重要的专业学习。

在具体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上，学生也会拥有充分的自主学习空间，不会延续高中时代的填鸭模式。以我的经验为例，我之所以在大学毕业三年遭遇国企改革下岗后，能在短短几个月的备考时间内，通过武汉大学1999年的硕士研究生考试，依赖读书再一次改变个人境遇，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正来源于我大学时代，利用大量的闲暇时间打下的良好专业功底，也和自己没有就业压力，始终怀有从容不迫的心态坚持个人兴趣密不可分。

而到我062111班的学生，随着就业不确定性的增加，学校为了增加就业的筹码，往往没有经过严密的专业论证，就增设过多工具性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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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学考证成风 / 学生无所适从

我的学生，拿的是文学学位，专业方向是汉语言文学，除了上中文专业的课，也要上传媒方向甚至经济类、金融类的课程。

石磊大学毕业时，就因为没有通过教学计划中的《高等数学》考试，推迟一年才拿到学位。因为专业培养涉及的学科门类太多，大部分课程只能蜻蜓点水，没有太多专业含量，学生上课压力极大。就算如此，为了增加就业的筹码，他们不得不涉猎更多的信息，以致修第二学位，成为学生无可逃避的选择。

放眼望去，大学考证成风，学生无所适从，焦虑迷茫，盲目跟风，被各类考试牵引，学生根本没有条件获得更多闲暇时间，去好好锤炼自己的专业能力。二本院校的大学氛围，在极其强烈的就业压力下，越来越像职业院校。

与教育目标不同对应的，是就业方式的差异。在前面的分析中，我曾提到，让人欣慰的是，062111班的大部分孩子，通过各种途径大都较好地安顿了自身生活，享受到了时代夹缝中的光芒。从整体而言，062111班学生的生存状况和我大学毕业的班级，相隔十五年，差异并不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抵达这一结果之前，过程也具有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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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9202班而言，我们获得工作的方式，主要依赖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包分配的政策。在大学尚未并轨之前，因为入读比率极低，这客观上保证了文凭的稀缺性，国家也能从政策上统筹安排大学生的就业去向，个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天然建立了彼此牢固的关联，换言之，国家在包揽大学生就业的同时，实际上通过行政的力量，保证了底层家庭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可能。

我大学的9202班，来自普通农家的学生占到60%,通过国家分配工作的比例高达97% （只有一个没有接受统一分配），这从整体上保证了班上成员仅仅因为大学教育，就能获得较好的生活保障。

我大学毕业后，通过统一分配，和同届的一名男生，进了岳阳市一家大型国企，当年和我一起分配进厂的四十多名同事，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其中不乏中国纺织大学这样的行业名校。进入大型国企，在当时的语境下，同样意味着获得稳定的生活，尽管工资不高，但能享受到单位提供的住房、医疗、孩子托管和入学等相关待遇，对农家子弟而言，这意味着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得以真正改变。

而到062111班，随着教育市场化的推进，他们一入学，就被社会、学校、家庭作为就业的主体对待。他们的毕业去向，在“自主择业”的话语中，早已失去了 “国家分配”的兜底和庇护，必须依靠自己和家庭的力量去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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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国家兜底分配的大学生

如何在就业市场中搏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