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管之路旅馆之外，“重要他者”

澎湃研究所策划《试管之路》系列文章，关注异地就医做试管的女性的故事，在孤独的就医旅途中，如何用自身策略与姐妹情谊在简陋却温馨的小旅馆中追逐生育梦想。专题共四篇，这是第四篇《旅馆之外，重要他者》。

《试管之路》系列文章：

试管之路①︱决定的做出

(资料图)

试管之路②︱“试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试管之路③︱家庭旅馆里的“好孕联盟”

月月接到母亲拨来的视频，手机里传来关中农村的鸡鸣狗叫，却听不到她母亲的说话声。月月也不说话，苦着脸摇头，摇着摇着眼泪落下来。其他姐妹也都放低声音，整个卧室安静了。

视频结束后，大家围过来安慰月月。月月的母亲是聋哑人，也没系统学过手语。视频里的母亲双手抱臂，拍了两下自己的胳膊，她便知道母亲是在问她“孩子有了没”。月月被戳中了痛处，没绷住眼泪。

和很多做试管的女性家属一样，月月的母亲虽从未在家庭旅馆里出现过，但他们在试管之路的故事中也从未缺席。除了丈夫，女性的试管之路上还有很多“重要他者”，他们不仅影响女性的生育抉择，也或多或少参与到试管婴儿技术的实践过程。

关注“重要他者”，意味着做试管是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医疗技术与社会参与是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的。

家庭关系：独自就医的女性与远方的生育期待

在我们的理解里，由于试管之路上充满了对女性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压力，她们理应受到在情感上足够的连接与支持，尤其是来自亲人的关怀，但现实并非如此。

家庭旅馆里最常见的剧本，总是以一个女性的独自入住开始，试管成功，被家人隆重地接回去，试管失败，又独自离开。阿颖是一个人来的，但是她期待着成功之后，一大家子的人过来把她接回去，好让她享受一回做皇后的特殊待遇。她用手在肚子前面划出一条弧线，昂起头颅，用孕妇的姿态走了几步。公公对生不出孩子的阿颖百般羞辱，试管成功对她来说是翻身的时刻。

做试管虽然以夫妻为单位，但丈夫们大都只在一个节点才会出现——取卵日。女性取卵的当天，需要老公过来同时取精。那一天快来时，她们会提前通知旅馆老板吴姐，让吴姐安排一个包间，由夫妻二人同住。老公出现的时候，别的姐妹也会好奇地张望，别人的老公长什么样儿。这些一闪而过的老公的身影，更多时候出现在女性们日常聊天里，或是手机视频的另一端。

男性的短暂参与，会被形容为“贡献”，“他们只需要贡献精子”，这是女性们经常说的话。即便如此，女性通常会抱怨男性“不上心”。月月早就告诉了老公取卵日，并叮嘱他提前请假并购买车票。老公并未照做，取卵前一天才忽然意识到第二天需要去医院取精，下班后赶夜班火车过来。

月月刚被聋哑母亲惹哭过，又再一次被老公气哭。她担心老公取精前一晚坐夜车睡不好，影响精子质量，她为卵泡的生长做了那么多的努力，也希望老公可以和自己“一起努力”。别的姐妹安慰月月，她老公睡不好也许对精子的影响不大，“男人精子多，任性”。

并非没有陪同的案例，老公、姐妹、母亲、婆婆或者是已有的孩子都会是陪同者。但陪同的照护者一般也是女性，男性就不一定了。丹丹的老公全程陪着，但他常常很晚才回来，经常可见他在门外抽烟，腋下挟着一包零食，进门后说饿了，让移植后不敢走动的丹丹起来给他煮碗面。

生殖中心常见夫妇​​​​​带着一胎来“做试管”生二胎。 本文图均由澎湃研究所研究员 戴媛媛 摄

陪同者往往也是至关重要的家庭成员，是女性们试管之路上的重要配角，他们的观念和行为，都深深影响了女性的生育实践。而这种影响，在农村尤其凸显。

住在家庭旅馆里的女性大都来自农村地区和县城，根据北京市卫健委2021年5月发布的《北京市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北京一些辅助生殖机构接诊的外地患者比例达60%-70%。他们中多为东北、西北、中原地区，也有江南、岭南、藏区等远方来客。虽然区域不同，但从经济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来看，她们大都属于中下阶层。

关于农村女性的处境，生育是地位变迁的重要标志。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白美妃在《从娘家人到婆家人》一文中指出，女人终其一生都处于从娘家人到婆家人的阈限状态。在从娘家人到婆家人的身份转换过程中，孩子将成为她在婆家取得稳固地位的保障，孩子的出世也意味着以她为中心的生活空间的建立。伴随着孩子的成长，新媳妇通过“从儿称”的方式，逐渐依从了孩子的情感归属，逐渐认同了自身的婆家人身份。但如果没有孩子，女性很难找到自己的归属。

家庭关系在试管之路中扮演的角色并不统一。一些人有陪同者，更多的人则是独自居住在家庭旅馆中走完试管之路。当陪同者为女性时，往往能够受到一定的照料，而男性陪同者看似起到了物理性的陪伴，但多数缺少照料意识。更多的女性是只身前来独自就医的，但她们仍然受到遥远的家庭成员的影响。来自老家的亲属关系给予了她们背水一战的决心，即使这种关系的背后可能并非是支持，亦有可能是轻蔑与事不关己。

医护角色：有积极的师生互动，也有冰冷仪器的专业展演

试管之路上，在理论上，医护人员是技术的实施者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虽然生殖中心已实现“流水线化”的操作流程，但女性并不是传送带上被装配的零件。她们与医护产生的多样互动，以及她们自身丰富的身体体验，都令医护人员超越了技术性的角色，成为一个具有丰富角色的重要他者。

首先，由于医学知识上的差距，很多医患之间形成了类似师生关系的互动。丹丹曾被医生问道：“从小学习好不好”，她回答：“学习不好，但谈恋爱挺好的”。而这个主动和医生开玩笑的举动，也让医生在众多病人中记住了她。后来医生再见到她，隔着口罩也能认出她是“那个会谈恋爱的小姑娘”，丹丹的就诊体验也颇佳。

丹丹的其他表现，也如一个积极上进的“好学生”。由于就诊时间紧迫，她并不能快速理解医生的意思，在进诊室前，她都会把口袋里的手机录音打开，录下医生的话，回去再听，不懂的地方，请教病友或是去网上检索。

丹丹不是个例，做试管的女性中有好多“爱学习的人”，就诊之前，她们会“做功课”，并会将自己总结的经验发布到试管婴儿论坛上，分享给其他姐妹们。

就像在一个充满了多元个体的教室一样，有听话的学生，也有敢于挑战老师权威的学生。来自东北的华姐年届四十，曾在老家做过一次试管，医生在开促排卵药物用药量的时候，主要依据的是她的年龄，用了最大剂量。结果，华姐的卵泡长得特别快，最终取出7颗卵子且质量不佳，仅配成1个胚胎。移植失败后，华姐总结经验，她认为医生主要依据她的年龄来定药量“有些片面”，她从各项指标和身体感受判断，自己的生殖系统要比同年龄层的要健康。

来到北京的生殖中心后，医生依然用最大的剂量给她用药，她向医生讲明先前经历，并建议减小药量。“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医生有些生气了，但最终接受了华姐的建议。这一次促排，华姐最终取出20颗卵，近乎前一次的3倍。对于具备专业性知识的医生来说，华姐是外行人，但是她基于对自己身体的细心体察和对经验的总结思考，勇敢地挑战了医生的权威且获得了好的结果。

除了与医生面对面的语言交流，女性与医护人员的互动更多时候是通过各种仪器设备进行的，接触的通常是极隐私的部位。对此，不同女性间有着差异化的体验，一些女性习以为常，但也有人感受到不悦。当仪器设备成为与就医者沟通的方式时，一边丰富了女性就诊时的身体体验，另一边也展现了医护对专业性的展演时的冷冰一面。

生殖中心B超室内景。

华姐对阴道消毒印象深刻，她和我讲：“阴道里面也要消毒，她（医生）就拿着一个好像是棍还是刷子的东西，直接捅进去，‘唰’就拽出来了，像刷马桶一样，特别野蛮！特别迅速！特别痛快！我就感觉毫无温度，往那儿一躺，就觉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在做试管中更常面对的是阴道B超。在促排卵过程中，女性每隔几天就要去做一次阴超，以监测卵泡的生长。胚胎移植之前，也需要在来月经的第一天前去医院做阴超，血液可能会随着B超仪流出来，不止一位女性和我讲到，她们感到尴尬和羞耻，无论心理或生理。

一位女性的阴道B超体验是这样的：“跟让人强暴了差不多，（医生在显示器上）看不清楚的时候，一手在肚子上按着你，一手握着棍在下面捅着你，真的，我死难受。做完之后，我给我老公发了一条短信‘我感觉自己就像躺在案板上的牲口一样，我是待宰的羔羊’”。

“没有温度”的就医感受，很大程度上源于医生对专业性的展演。对身体工作的研究表明，医生也是一种身体工作，身体工作是有位阶的，位阶越高，越是处理成无差别、无身份特征的身体接触场景。医生在做阴超的时候避免与患者的眼神接触，也避免询问患者的身体感受，都是在表现自己的专业。

仪器可以阻隔身体的直接接触，却阻断不了身体体验的传递。在生殖中心观察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候诊的女性在谈论哪位医生“温柔”，哪位“态度好”，如果当天看诊的医生是位“温柔”的，她们会露出中奖了一般欣喜的表情，医生“态度好”时候说的话也会让她们备受鼓舞。

同时必须承认的是，医护人员所扮演的角色正受着市场价格的影响。我曾在私立医院看到护士蹲在地上半个小时，耐心对患者答疑解惑，这个场景，我在公立生殖中心从未见过。随着医疗服务市场化的推进，私立医院的医护也往往付出更多的情感的劳动。

试管宝宝：是未来的孩子，也是当下的情感归属

无论是在家庭旅馆，还是在生殖中心，宝宝画像和成功诞下的试管宝宝照片都随处可见，成为一种象征“好孕”的符号。

家庭旅馆墙上的天使宝宝图片。

在某赴美试管中介机构的宣讲会上，迎接宾客的是身穿红裙、背着白色羽翅装饰的一群女孩，她们手挎篮子，发放糖果，大声介绍自己是试管宝宝。关于试管的宣传画册上也往往是专家、妈妈和婴儿或洋溢着幸福的一家三口，遮蔽了女性做试管需要面对的复杂流程和身体苦痛。

孩子，对于做试管的女性来说，是“缺席的在场”。在日常闲聊中，我经常听到女性们谈论对未来孩子的畅想，希望他/她是什么样子，遗传谁的基因，长大了如何教育，期待他/她成为怎样的人。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她们中的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可以“当医生”。或许是在与医生的接触中，她们感受到了医生的职业精神、社会地位或者是权威。

在我认识的旅馆老板中，有几位也曾走过试管之路，并在试管成功后，带着孩子一起开旅馆。孩子给他们的旅馆增加了很多人气，这些正在成长的试管宝宝给了女性想象未来孩子的模板。安姐现在是旅馆老板，曾经也是做试管的女性，她在9次试管移植之后，生下女儿。女儿是个游泳小将，12岁就已经入选了国家队。还在试管之路上的女性，看着这位“超级宝贝”，总是带着渴慕的眼神。

在医院试管里冻存的胚胎已经被做试管的女性叫作“我的宝宝”。在移植后，她们就开始望向自己的肚子，与“宝宝”对话。在移植的病房里，春姐就对胚胎说“宝宝，妈妈来接你回家了”，回到家庭旅馆后，她也会双手合十，在嘴里念叨“宝宝，求求你快点扎根吧”，祈祷胚胎顺利着床。丹丹因此给春姐起了个外号叫“扎根姐”。

对春姐来说，孩子是“指路明灯”，是她“生活的意义”，是情感归属。对女性们来说，“孩子”的意义有很多种，可以是爱情的结晶，可以是养老保险，可以是血脉或DNA的传承，可以是婚姻的保障，可以是女性身份完整的象征。在访谈的时候，春姐对孩子的期盼最令我动容，她说和老公结婚久了，两个人生活越来越没意思，下班回家也是各自玩手机，交流很少。她期待孩子的到来可以为这个家庭增添生机与活力，让她与老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孩子承载的意义和期待太多，所以春姐才会说：“只要我的身体还能取出一颗卵来，我就要把生孩子——这项女人毕生的事业——进行到底。”

结语

在几位重要他者的包围之下，做试管的姐妹们也在积极发挥自身的能动性。本应给予支持的家人，成为远方的他者，但家庭旅馆里的“好孕联盟”和姐妹情谊填补了这一层情感支持的空白。就近的医护人员虽然展演着冰冷的专业性，但女性通过积极的态度，换取更好的就医体验。因为她们知道，医生和自己的目标是一致的——“好孕”，她们和医生一起努力做这件事。想象中的孩子也是女性力量的一种体现，在生殖焦虑之外，她们也发挥出乐观积极的想象力，对远方充满期待，也成为试管之路上的一种风景。

在与这些女性的朝夕相处中，我看到的是她们在试管之路上被激发出的斗志、事无巨细的努力、互助互爱的姐妹情谊、求知的热情、对未来孩子的想象和期待——她们发挥出的极大的能动性，已然成为她们积极生活的体现。

这些年的田野经历也让我意识到，只有从田野对象的真实生命境况出发，才能共情理解，了解她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从而给予她们更强大的支持。每个阶层的女性有不同的处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我在做试管的姐妹身上看到的，是她们如何最大化利用自身资源，发展出多重策略，与在试管路途中结识的同伴一起，在小小的旅馆里努力追逐梦想，等待一场生育的降临。